“嘿，你这个月工资好多？”
“还用算嘛，你自己也晓得。”
“我老婆喊我买票回老家算了。”
“我还不是。”
十月份的深圳，天气依旧炎热，路边上的电动车几乎占据了大半个街道。隐没在南油第三工业园区的某栋楼里，两个穿着老旧polo衫的四川籍中年男人在窗边漫无目的地聊天。
他们的背后，数十个小型服装厂的缝纫机有节奏地发出“哒哒哒”的声响。从窗外望去，整个园区几乎都是这样的七层小楼，数以万计的服装行业打工人混杂其中。
他们大多数在深圳打工十几年，平时仅在工厂附近两三公里的地方活动，对深圳的高楼大厦变化一无所知，也很少去过深圳湾、世界之窗这些景点或者大型商场，他们是这个城市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之一。
有人说，这些破旧的工业园区是吞噬人的囚笼，但对他们而言，何尝不是一块获得金钱与自由的收容所。
上个世纪90年代，南油因为靠近蛇口港，诞生了一大批加工外贸订单的服装加工厂，随着深圳经济快速发展，南油地段变得寸土寸金，不少外贸工厂渐渐搬迁到了宝安、龙华等地。
至今留在这里的，大多数都背靠南油服装批发市场生存，以承接国内的制衣订单为主，除了几家面积上百平方米、工人数百的大型服装厂，工业园区更多的是像老郭这样的6至9人的家庭式小制衣作坊。
小小的七层小楼，只有一架货梯，平时很少开放，工人们只能每天爬楼上班。大楼的内部环境略显脏乱，随处可见废弃的面料布条以及工人们制造的生活垃圾。
透过虚掩的门可以窥见在这里工作的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“年轻人？现在哪有年轻人愿意进厂，李红就是我们这唯一的年轻人。”老郭的发言引来房间里其他人的附和，35岁的李红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看来，至少在服装厂行业，暂时没有35岁危机。
一件衣服从材料到成品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，分摊到个人大概每人2-3道。
这间被称为“工作间”的房间并不大，大概30平米左右，包含了一个裁床位、大烫位、外加9台缝纫机车位，由于剩余的空间几乎被衣服布料堆满，行走其间十分困难。
头顶的三台风扇一刻未停地转动着，热气却始终不曾消散，机器的轰鸣声中，大家逐渐归于沉默。
和我们想象中不同，老郭夫妻名义上挂着“老板”“老板娘”的称号，实际每天的的工作量和工人差不多，一整天都在帮忙做裁衣、缝纽扣、剪线头、翻领等琐碎工作，遇到出货急的时候，和工人通宵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
辛苦多年才从一个底层制衣工熬成了小作坊老板，老郭却发现如今比年轻打工的时候更焦虑，和我聊天中说的最多的就是“生意不好做”“人不好找”“接不到单子”……
曾经几何，这家小小的家庭作坊也曾有过高光时刻，缝纫机车位高达15台，来来往往的都是青壮年工人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拼劲，拿着上万的工资，对未来的想象无比美好。
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年轻工人或是离开这个行业、或是老去，最后留在这小小房间的，只余肚腩好几道褶皱、面容苍老，身形偏胖的中年老员工。
比起年轻人，人到中年的他们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早已习以为常，不会轻易流动。
通过了解，不难得知，这些中年男女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，承载的压力并不小，而在这个服装作坊赚的钱也成为他们辛苦工作的最大奖赏。
赚钱，可以是说很多人来深圳的原因，这些制衣厂的中年打工人更不是例外。
相比其他娴熟的女工，刚来不久的李红因为经验不足，工序的返工次数明显比别人多，面对老郭的指责，李红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，“一下午的钱又白做了。”
老家湖北的她因为家境贫困，嫁给了一个跛脚男人，男人生性懒惰，不爱干活，在老家的工地找了份保安的工作，每个月工资不足1000元。
“别人都说我嫁了个废物男人，我没有办法呀，只能自己出来找活儿干。”在生下儿子半年后，李红根据同乡的介绍，来到了深圳南油这家服装作坊。
五六千的工资，对于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她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，她将2000块寄回家，2000块存在银行，剩下的则用于房租和日常花销。
这座城市于她毫无归属感，对深圳的最大的认知就是，“工资比老家很高，但房租比老家贵太多了”。
47岁的雪梅是个大嗓门，最爱和其他人聊天，面对一些男性的黄色笑话也会面不改色地怼回去。
她体态偏胖，肤色白皙，看得出来生活条件还不错，而她来到这家服装作坊打工的缘由并不体面。
“就是炒股亏了钱，没啥不好意思说的”，雪梅十分坦诚地说道。
几年前，热衷炒股的她一下子亏了20多万，不堪忍受家人的指责和欠债的压力，她果断买了飞机票来到了深圳投靠朋友。
相比于工厂，小作坊管理并不严格，上班听小说、看视频、吃零食都是被默许的。偶尔雪梅上班用手机看股票图，老郭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还会交流一下炒股经验。
至于欠款，每个月雪梅都会将一半的工资打到丈夫的账号，由他负责还钱，日子虽然辛苦，但雪梅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“至少可以自己赚钱给自己花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”
坐在雪梅旁边的是周蓉，她是这里制衣经验最丰富的老员工，即使右手食指包裹着纱布，动作也十分麻利。
手指上的伤则是她前几天加班太劳累，一时没注意，缝纫机的针瞬间扎穿了整个食指，在制衣行业，这样的伤口并不少见。
但对周蓉来说，却是难以忍受的，在这家制衣作坊，周蓉被当作女工们的领头羊，“工序如何做？新手哪里做得不好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她的语气难掩自豪。
我问了周蓉一个外界传言“制衣厂打工月薪一两万”的真假，她告诉我，“高薪其实都是拼时间，每天做满14个小时才有可能拿到一万多的工资”，前提还必须是有经验的熟练工，是旺季。
但是近几年，她明显发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前，长期坐在工位，腰肌磨损严重，每天晚上都必须按按腰腿才能入睡。
14岁，周蓉辍学去镇上“拜师学艺”，没有工资拿不说，400块的缝纫机也是“家里卖了猪羊凑出来的”“每天还要照顾师傅一家人，洗衣服、做饭、砍柴、喂猪……什么都要干”。
在她看来，那时候的生活和地主家的奴才没什么两样。
学成制衣这门手艺的周蓉，开始辗转各个城市打工，24岁那年，在深圳遇见了现在的丈夫，还生了两个女儿，之后夫妻俩便一直在深圳工作，赚的钱也大多寄回了老家。
“我二女儿上了一个民办大学，一年学费两万，我和他爸都愁死了。”为此，即使周蓉月薪已过万，也不得不和丈夫节衣缩食，为孩子筹集学费。
制衣厂的上班时间一半是早上八点到晚上11点，中午有1个小时午休，这是老李最放松的时候，几名相熟的工人交换烟抽，讨论各种信息八卦。
老李是烫衣工，属于制衣行业里难得的技术工种，手上随时都遍布厚茧和伤口，据他介绍，“只要是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大烫，各个厂抢着要人，根本不愁赚不到钱。”
在生产旺季，“拿三四万高薪的大烫比比皆是”，老家的亲友得知深圳服装厂的高收入后，也纷纷来到深圳打工。
但是在体验到服装厂的艰辛后，不少人又回到了老家，“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少得很！”
在南油片区待了十几年的老李发现，慕名而来深圳的打工人越来越少了，“来来回回，都是那些人”，身边有不少熟悉的小作坊接连倒闭，工人们要么流连于其他小作坊，要么回老家。
“说不定没几年，我们这些做衣服的都会离开深圳了。”
身为小作坊老板的老郭最清楚，处于制造业最底端的小型工厂，接单量其实并不稳定，更难以找到熟练工人。
旺季的时候，客户催得急，只能让工人加班，或者临时招人，而到了淡季，单量只会更少，工人们拿不到高薪，多半都会选择换其他厂，小作坊自然就倒闭了。
服装厂行业风光不在的同时，制衣工人到手的工资也变得越来越少，一般来说，服装行业的旺季是一到四月份，淡季则是六到八月份，其他月份属于过渡时间季。
而周蓉发现，即使是旺季，收入也大不如前，“拼命加班也就七八千块吧”。
再加上受疫情影响，周蓉租住的城中村封了好几次，而最近南油片区大面积被封控，生活在周边的工人只能被迫待业在家。
微信工作群里，老郭和其他的工人互相发红包打气安慰，相约疫情结束后，一起去吃火锅。
周蓉在居家这段时间，几乎天天都要和两个女儿视频，即使两姐妹上大学花了十多万，他们也甘之如饴，“因为不希望女儿和我们一样，这么辛苦”。
大女儿和周蓉抱怨基层实习工资低的时候，忍不住开玩笑，“妈妈，我还不如去深圳进厂和你学做衣服，肯定赚得很多。”
周蓉则严肃地告诉她，“年轻人不进厂，才是对的”。
编辑丨小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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